一些人知道我是固始人，却并不知道我是固始石佛人。这也难怪人家，因为，无论填各类表格，还是作为什么候选人介绍，还是几本集子扉页、折页上的作者简介，都只讲到我是“河南省固始县人”.　　当然，固始于我，不仅有情，而且有恩。我自然有着浓厚的家乡情结。但若聚焦一点时，我的目光总会如一枝响箭，跋山涉水，披荆斩棘地“唰”地射向地处蓼东平原上的石佛，而石佛的一草一木一景一物，还有众多的人和事，也总是在桃花满天红中，或是在黄花遍地中，或是在稻菽千重浪中，汹涌奔来，连同我的念想一起泛滥。事实上，石佛一直如铁，一直倔犟地悬挂在我心灵的高地那高大的树枝上，散发着悠长而强烈的气息……　　石佛，是我真正意义上的老家。　　近些年，我的散文里常常出现石佛的字眼，文中的景象、场面，据说令不少人艳羡，不经意地，也真有人跟我提出一些石佛的问题，比如街道啊，池塘啊，小河啊，古树啊，古建筑啊之类的，颇感兴趣似的。在得知其计划抽出宝贵的双休日，前往探赏时，我连忙摆手，执意打消其念头。经不住再三追问，我只有坦白，文中多为我少年之曾经。　　我考上学从石佛离开时，还不到17岁，毕业后回到石佛，工作五年，从那以后至今，我再一次离开石佛已经二十四年了。比较一下时间，在外边的长于在石佛的，比较一下地方，在外边的肯定远远地多于在石佛的，比较一下经历，在外边的更是不成比例地大大丰富于在石佛的。可是，到头来，我每每掂笔，人物多半是石佛小镇上那些我在老家时并不怎么惹人注目，如今想来却栩栩如生的表叔二大爷们、少小同伴们。景物也多半是石佛小镇上或者小镇周遭那些当年看倦了的东西。文中所表达的或爱或情或义或感或悟或向善或向美或向上的意绪也好，指向也罢，无不是置放于石佛老家的状态。并且，我在表现石佛一点一滴时，我很端正，甚至很郑重，因为，我常常想起我的祖母、我的父亲母亲，他们在离开石佛之后，每一次谈及石佛时，总有那么一种虔诚。所以，老家，在我心中是原始的，石佛，在我文章里是生态的，当然是真实的。　　石佛镇上原来有一条大街，两条小街，两条巷道。还有一条大路贴着镇西，穿镇而过。大街，没学名，就叫大街，南北向，说是大街，东边房根距西边房根不过十几米宽，长也怪长，约摸二里路，主要机关、商店、店铺都在这条大街上。石佛的集市是逢单数天，每遇集市，生意也都在这条大街上，什么拔牙的、掌鞋的、补锅的、修钟表修钢笔的、打钩织网的，什么打花鼓、玩猴、唱大鼓书、说评书的，什么卖犁铧、耙齿、镰刀、尖担、扁担的，什么卖鸡罩、粪箕、笆斗、簸箕、筛子、“气死猫”的。卖梳子卖蓖子的，总是用不是石佛本地，也不是固始本地的音调在人群里穿梭叫卖。不知为什么，卖老鼠药的人，总是在大街的某个小角落处，不声不响地蹴着，瞅着面前地上的一块写着“三步倒”字样的脏布和脏布上的那一批胡乱堆放的死老鼠，他们中有的居然还戴着圆型墨色眼镜，很像电影中的帐房先生，或者汉奸，反正给人印象不怎么好。沿街相隔不远，就有卖吃的小店或小摊，油条、糖糕、薄饼、大蒸馍、馄饨、甜汤、咸汤、胡辣汤、豆腐脑，大街上热气腾腾，香气扑鼻。每家小店里和小摊前，都有一些赶集的人享着口福。我的老家自古就是一个殷实之地，即使是文化大革命，像这种大街上的市场，也没往死里关。所以，在大街上，有一处长长的空地，像是专为卖粮食提供的，主粮有稻谷、有大米、也有小麦，杂粮有绿豆、豌豆、大豆、黄豆、玉米，油料有芝麻、花生、菜籽、棉籽，还有糠、麸子、米皮子等饲料。　　购销两旺，逢集的石佛镇大街被挤得满满的，丰足得很。　　大街的正中有一口古砖井，深不见底，古砖井壁上长满了青苔，有几处罅缝里，竟有木本植物着了根，从上往下打量，叫不出名字，硬是在太阳照不到的阴暗潮湿的井里挣扎出一片绿意。井水夏凉冬暖，石佛镇上的人夏天多半打井水浸制凉面，吃着清爽。冬天井口冒着热气，不绝如缕，女人们用井水洗衣、淘米、做饭。井口是青石打造的，严实合缝地接对着，上面被取井水的绳子勒出一道又一道深深的辙沟，井台是青石块铺就的，在井水长期的冲洗后，越发的青秀悦目。这眼古井，滋养着石佛镇多半的居民。2008年，石佛镇修街道，这眼早已废弃的古井终于被埋在了混凝土道路下。　　两条小街。一条是南小街，一条是北小街。两条小街都是几米宽，一个店铺挨着一个店铺，这些镇子上的居民，逢集时，将货用架子车或用挑子送到大街上出摊，逢集的下午和背集时，就将货码在自家的店铺。货物大多为纸烟、饼干、炒熟的花生、瓜籽、糖果、纸、墨、笔、砚，还有些土特产。店铺里总是弥散着一阵紧似一阵的酥香，让饥饿的人久久不舍离去。　　我家就住在南小街，坐东面西。临街有三间屋，北屋是厨房，南屋放有两张床，住人。当中一间为过堂，穿过过堂向后走，是个方方正正的院子，院子朝南开有一个院门，出了院门，便可看见清澈见底一直流淌的小河。院子后面是三间正屋，中间是堂屋，两边是厢房。　　房子的结构并不复杂，材料更为常见，石佛镇上那时的房子基本上大致如此。基座用烧制的厚绵砖，半人高时，墙体用石磙碾压实的地块上侧切出的大坯来砌，房上面是挑檐起脊。我家临街的三间屋是茅草的，后院的三间正屋是粉墙黛瓦的。　　我二爹与我二妈的婚礼就是在南厢房里举行的。他们是我家当时文化最高的，也是最富有才情的，婚礼上，我二爹从容不迫拉着胡琴，二妈端庄大方唱着歌曲。这场1968年的婚礼虽然简单，并贴上了革命化的色彩，但给人们所带来的兴奋、激动、冲击、新鲜都是今天青年人无法想象，甚或不可理喻的。那种信心、那种精神、那种向往、那种美丽、那种英俊，在我最初的记忆里留下了深深的刻痕……　　我家临街房的南屋曾于1964年借给李金生一家住过，他有一双儿女。他搬过来时，我才1岁多，我家人多事多，母亲照看不过来我，我便由李金生一家带着。一晃三年过去了，可我在李家所获得的呵护、温暖、幸福是我一生受用的，我也因此又有了没有血缘关系却至亲的爹娘、姐哥。就在2008年，当听到哥的小女儿作为共青团全国十七大代表参加全国代表大会时打来电话，叫我“二爹”时，强大的暖流阵阵涌来。　　我家院子里有四棵泡桐树，枝叶茂盛，我家被1969年“一月风暴”卷到农村后，它们一直坚决地长在那里。十年后，我家按政策回到镇上，没能回到原来的老屋，因为，它早已成为镇上的一个单位办公场所，临街的老房子已拆掉重建了。好在那四棵泡桐树重又归还我家，惹得我祖母和我母亲隔三岔五就要去看看。　　在我家院外东南的邻居，叫张耀如，子女多，但小生意做得好，日子过得有条有理，不温不火，不觉得几个孩子上学都出去工作了。最小的是个女儿，中学毕业赶上文化大革命，不兴考试了。后来我家与张家开了亲，她嫁给了我三爹，成了我三妈。　　我家北隔墙的邻居，叫陶明久，有三个子女，老大是女儿。孩子都是两家人看着长大的，想以后日子过得入骨，便一商议，两家就开亲了。陶家的大女儿嫁给了我四爹，成了我四妈。　　在我家后院的北边，是杨松山家，是1938年“跑日军反”跑到石佛镇的，没有临街门面了，在南小街择块空地，建筑而居。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胡家与这门杨家能有什么关系。直到四十七年后，两家终究还是联了姻。我以无比激动的心情娶了杨家大孙女为妻。　　南小街的居民基本上都是回民，有两户姓王的久居回民区，也自然而然地受其影响，生活习惯上与回民无异，相互往来也像亲戚一般。　　我姥姥家居住北小街。北小街回民少，而我母亲却正是在这里出生、长大。我对北小街的印象深，感情也深。连同事后的因素，原因有四个方面。　　其一，我母亲是北小街的人，她是我姥姥丧夫之后改嫁到杨家生的唯一的孩子，姥姥命苦，姥爷在我母亲五岁时病逝，姥姥一个人含辛茹苦把我母亲拉扯大，居然还供她上学，正是上学才使她更加聪慧，使她从众多姑娘中脱颖而出，成为我英俊的父亲暗恋的对象。　　其二，促成我父亲母亲婚姻的，是北小街的罗惠兰，她是我母亲最好的朋友，正是她不厌其烦地沿着石佛镇大街，在南小街胡家与北小街杨家充满善意的沟通，乐此不疲地化解矛盾，解决问题，才使得当时贫困家庭中的我的父亲迎来了较为富庶家庭中掌上明珠般的我的母亲。　　其三，北小街的街面全是由青石板铺出来的，一块六尺长，一排三块，整整齐齐，端端正正，整个北小街显得比南小街阔气得多，也雅气得多。我母亲的目光里似乎正是有这些底色，到老都不媚俗。那些青石板青蓝青蓝的，遇到阴雨天，湿漉漉的，能映出人影，迎着光看，人影能被拉出北小街样悠长悠长。
　　其四，石佛镇的学校就在北小街上。学校是在原来的石佛寺基础上办起来的。说起来我很幸运，在这里刚上完小学，小学部就不招生了，初中刚毕业，初中部又挪出去办了，后来，学校成了全省闻名的农村重点学校--石佛高中。我从这里考上大学，我又回到这里教了五年语文。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包括我的处女作在内的一批短篇小说就是在地处北小街上的石佛高中那间逼仄的住室里写的。有时，写着写着，不知怎样的，就想起孩提时，经常私自纵穿石佛大街，从南小街一晃一晃地跑到北小街，向姥姥要来花生，然后坐在光滑的青石板上，漫不经心地品尝经姥姥炒制的又香又脆又酥的史河湾花生的情景，不禁笑出声来……　　除了一条大街两条小街，石佛镇上还有两条巷道，一条是东巷，一条是西巷。　　东巷居住的人并不很多，主要以通道为功能，中闸、胡洼、清河、漂桥、邓庙五个村以及张广庙乡的赶集的人大都经东巷进入石佛镇。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却并无停歇之意，便让人索然无味，所以，东巷在老家人心目里地位一般，渐渐，随着紧贴石佛高中围墙外辟出一条新的东巷，人们倒把原来的东巷淡忘了。　　与东巷不同，西巷是既有店铺，又有作坊，一头连着大街，一头通往大路，大路是312国道，古代叫官道，是明朝永乐年间修的，往南再往东，就可以直抵合肥、南京、上海，往北再往西，过了河，就是固始县城，然后，想往哪走就往哪走。所以，西巷一直就热闹着，直到今天，西巷还存在着，肯定有其存在的充分的理由。　　我的祖母就是西巷口老常家的姑娘，不过，我祖母这一辈子很少讲及娘家的事，这可能跟她始终奉行的“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有关。当然，西巷也并没有因为我祖母少提娘家而减弱了我对它的兴趣。　　西巷西端有个茶馆，也零卖大叶片冲泡的那种茶水，一分钱一大碗，更多的是有很多家提着保温瓶到这里充灌开水，两分钱一瓶，大炉灶，明火烧煤，一路排开，二十几把锡质大茶壶被彤红的煤火烧得此起彼伏，茶馆里常常是人山人海，等开水时，闲言碎语多，小道消息多，轶闻趣事多，往往是买上一次水，能听到很多新鲜事。　　西巷中段陈家铁铺对我很有吸引力，一块被焦碳烧红的铁，在砧子上被师傅的小锤和两个徒弟的大锤反复打击的声音真是悦耳动听，我常常放学后专门跑到西巷去，站在陈家铁铺门外的青石台阶上，听着铁器击打的声音，看着一块或圆或方或长或短或厚或薄的铁在火红中被造就成人们所需要的工具，那最后淬火时从水里冲天而起的一缕青烟，让我一直激动不已，仿佛我就是专为看它而来的。　　西巷东口有两家清真食品。一家是张家酱牛肉，一家是杨家蘸鸡块。张家酱牛肉，火候适中，配汤好，酱料足。吃起来，松软爽口，香酥绵长。杨家蘸鸡块，土生土长固始老母鸡，整鸡炖，凉后剁块，置放于各类佐料配制的纯汤内浸泡，上撒葱花、蒜苗点缀。美食夺目，醇香扑鼻。　　我的祖父曾经不止一次牵着或兴奋或郁闷或莫名其妙的失落的少儿的我，走向西巷的东口，我祖父知道，无论怎样复杂的少儿，在诸如张家酱牛肉、杨家蘸鸡块面前，都会顿时变的驯服而乖巧。我得承认，我确实无法抵御这来自西巷美食的诱惑。　　石佛镇区的面积并不算大，却有着清真寺、石佛寺、甘露庙三座与信仰相关的建筑及其活动。　　石佛寺早于清真寺，是佛教寺院。明朝永乐年，从南京往北京修官道，在史河东岸四里处，黎集镇以北二十里处这个方位上，挖出了一尊仪态端庄、雍容华贵、栩栩如生的硕大石佛，至此，这个很不起眼的连名都不曾有的小集市，就有了尊姓大名--石佛，同时，石佛寺也应运而生，你想，总得有个地方供奉石佛吧。　　石佛寺是块风水宝地。解放前香火尤为旺盛，解放后不准迷信，自然是人走寺空。房子不少，相当多的还是当时石佛镇最好的房子，要物尽其用呀。于是，人民政府第一所学校就选择了这里。到底是谁推选这个地方的，是谁参谋的，是哪些人研究的，是谁最后拍板的，再无从查起，不得而知。但以后的结果，的确见证了这个决策的英明。从1977年恢复高考至2003年，石佛高中培养出4000多名大学生，其中不乏北大、清华、复旦、南开、人大等名校学子。　　石佛寺里的石佛，早已不见踪影，谜一般的消逝了，谁也说不清下落。常见的说法是和尚们预感到时世变故将要带来的不忍眼见，就将石佛埋藏起来了。可究竟埋在哪里？至今日仍无一丝线索。石佛高中以卓然的高考成绩名声显赫时，省、地、县都拨款助其大兴土木，几乎将其原石佛寺的旧址深翻一遍，也没能接收到来自那尊石佛的一点点回声。　　那棵国槐倒是巍然屹立了几百年，这棵古树如一篷大伞，先前罩着石佛寺大殿前的院落，之后罩着石佛高中办公室前的空场地。树身黝黑，沟壑纵横，600年的风霜雪雨布满了古树的每一个角落。那羽状的复叶，那圆筒形的荚果，总是给人一种厚实、收获的感觉，尤其每年春天，淡黄色的花儿开遍枝头，散发出清新淡雅的香味，整个北小街都氤氲着楚楚动人的气息。清晨的古树下，花儿遍地，早起的女人们，孩子们快速地拾捡着，往精巧的竹编篮里盛装着这春天呈送的美食，中午的饭桌上，肯定少不了一道槐花菜。　　石佛寺里的铜钟被完整地保存下来，并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因其声音鲜亮悠扬而被学校用作上课下课的信号，一直悬挂在古槐那根最为粗壮的枝桠上，每当钟声响起，整个石佛镇都沐浴在优美的弦律中……　　清真寺始建于康熙年间，处于大街与南小街的结合部，坐西朝东，拱圈式的门楼，圆弧型顶部，乳白色彩，绿色镶边，进了门楼，里面豁然开朗，好大一块空场，灰砖铺地，这是回民练武场。陶阿訇武艺高强，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尤以查拳功夫深厚见长。他鹤发童颜，双目如炬，他用阿拉伯语诵读《古兰经》，抑扬顿挫，犹如天籁之音。大院四周松柏林立，端庄肃穆。南边一排耳房是水房，作穆斯林沐浴净身之用，北边一排耳房，除阿訇、寺师傅用作外，其余用作学屋，主要教授回民子弟文化。陶阿訇这个正确的导引，很快有了结果，并在石佛镇上的回民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祖父和我父亲就在清真寺学屋里读的书，与他们年龄相仿的回民子女们大都进过学屋，后来，一大批走上了工作岗位，一批成为单位中的工作骨干，甚至当上了领导。这种现象在其它回民聚居区乡镇，着实少有。有一次，我的石佛同乡，着名书法家李乾山老师，无意谈起他当年在清真寺学屋教书的情景，“回民们关心，陶阿訇操心，老师们上心。”　　清真寺的主体建筑是用作礼拜的大殿，十九级台阶，清一色青条石，横竖成线，灰墙黛瓦，绿色宽廊，红色大柱，镇脊坡顶，四角伸挑，整座大殿颇显巍峨高大，大殿北端是高出一截的圆柱形建筑，通体碧绿，是宣礼塔，大殿南端是高出一截的方形小型建筑，是望月阁，上下洁白，民族特征张显。　　清真寺有四件珍贵的东西，一件是水房里用作沐浴的铜壶，那是陕西一赛姓回民遍访清真寺，途经石佛时突发重病不治而亡留下的，咽气时告知这是祖上到麦加朝觐时千万里带回来的物品。一件是着名回族武术家王子平从北京往上海去与洋人打擂途经石佛时，赠给陶阿訇的《七星梅花剑谱》。一件是回回井。这口井只供应回民，寺里有专人看管，用同一个桶从井中取水，再倒入每家挑水者的水桶里。据说，这口回回井是明朝万历年间的，康熙年间将清真寺建于此，很大原因是冲着这口井的。还有一件就是建寺石碑，阿汉两种文字，阿文飘逸灵动，汉字深穆古厚，记叙了当年建筑清真寺的艰辛经历和众回民的心路历程。那块清真石碑文，今天看来，依然那么端庄，依然那么亲切。　　1938年，日本鬼子占领石佛镇，但无一兵一卒踏进清真寺。1947年，白崇禧在石佛镇短暂停留，他换便装进入清真寺，在水房小净后，到大殿做了午礼。1956年，上级拨款整修清真寺。1970年，石佛清真寺毁于造反派之手……　　甘露庙居于石佛镇最南端，说是庙，其实很小，既无陈设，又无规模，显得寒酸，与“甘露”这个很诗意的名字很不相称。倒是庙前的一棵上千年的银杏树成了绝对的风景。那是一棵三人手拉手围抱才能抱过来的树，老人们都说是唐朝的。银杏树在春天里也没啥惹眼之处，可是一到秋天，树叶金黄炫目，果实累累撩人。在我老家，银杏树又叫白果树，文学作品的影响，民间传说的作用，给银杏树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平原地区并不多见，如此古银杏树更是稀罕，所以，石佛镇上的人都不知不觉地对它产生了敬畏之心。我小时候，祖母反复要求几个地方不能去中就有“不能到甘露庙去，别去摸白果树。”　　我们不敢去，还是有人敢去的。我时常站在远处，了望那如画的古银杏树时，总能发现在银杏树的粗大的主干上，还有许多大小枝杈上被系上了或长或短或宽或窄的红布条。那些红布条在金黄的色彩中更加鲜艳夺目，无助的宿命在战战兢兢的寄托后，试图通过另一条途径，找到一处亮光，进而找回一部分信心。　　1975年夏天的一个午后，毫无征兆，几团乌云突然奔袭而来，顿时尘土飞扬，遮天蔽日，正当人们惊恐万状时，天空一道刺目的闪电向石佛镇斜劈下来，眼见着一团火球砸向银杏古树，顿时，古树当空裂开，火势熊熊燃起……　　千年古树惨遭雷击，甘露庙就更没有存在的意义了，第二年，甘露庙被拆除，被烧成焦炭的古树干也被挖掉。一平一整，一块场地出来了，公社在这里建起了一所小学，取名石佛小学。后来，我与这所学校的一个清纯而贤淑的女孩子完成了我的初恋。　　石佛镇四周都是小河与池塘，我多次称老家为温软的水乡，是名副其实的。河河相通，塘塘相连，一年四季，没见死水，水鲜活，鱼就激动活泛，水中的物产就丰富多彩鲜艳。在老家的日子里，那平静而舒展的水色，那从水中缕缕升腾的雾气，还有水中那荷花、莲蓬、菱角，十足地养眼养心。　　石佛镇肯定也是受益于2000多年前楚国令尹孙叔敖带人修的“百里不求天灌渠”这个最早的中国水利工程。水，是从南边大别山上自然流过来的。　　甘露庙前有个妙塘，上百亩的一片水面，长满了荷叶，每逢夏季，荷花朵朵，沁人肺腑，夜幕降临，蛙鸣悠扬。就在妙塘石佛小学一侧的水码头上，我和我现在的妻子，当初的恋人总是在夏天的月夜，迎着轻轻飘来的月光，不知深浅地谈理想谈人生，谈得兴奋不已，直谈得无边的恬适与安祥笼罩起整个石佛镇……　　妙塘的水是通过312国道下一个石拱桥流向路西望塘的。又是一个百亩水面的池塘。奇怪的是，望塘既无荷叶也无草更无菱，这在石佛镇上的“水”说中，独属一章，谁也没能说出究竟。1906年后秋里的一个早晨，我祖父的大哥，我的大爷背着行囊走出了家门。在望塘边遇上了我的表爷。表爷见我大爷一副远行的样子，便问去哪里，我大爷镇定的目光远视前方，说了句至今让人无法化解的话，“到哪便是哪。”表爷又问啥时回来，我大爷想了想，弯腰从官道旁拾起半块砖，一扬手扔进了望塘，只听“嘭”的一声，水花四溅，一圈圈涟漪向远处荡去。我大爷说，“什么时候这半块砖漂上来了，我就回来了。老表，我家里人，你们多照应。”说罢，我大爷一转身就走了，沿着官道大步向南走去，只把高大的背影和无尽的猜想留给了石佛镇，留给了我的家族……　　望塘与西北的北园大塘是条玉河连接的，十几米宽，一年到头，流水不断，水并不深，缓缓的，常见有人用网拦在玉河鱼儿必经之路上，收获是免不了的。鲫鱼、鲤鱼、鲢鱼、黄鱼、草鱼、桂鱼、乌鱼、泥鳅都有，活蹦乱跳的。可那时老家的人们从来不贪得无厌地逮捕鱼呀虾呀鸟呀之类的，适可而止。什么是满足呢？也许，小小的玉河上是经不起太多的网，途径玉河的鱼们也经不起太多的埋伏，甚或镇上人们的平衡心理，也经不得某种或轻或重的损破。　　北园大塘是长方形的，水深，岸边的大片竹林倒映在塘里，使塘水汪汪翠绿。北园大塘有些诡异，每年都有人在这里丢失生命，并且大多是一些貌美的姑娘。其中有郑州的知青，洋气得很，前一天还充满阳光地唱着豫剧《朝阳沟》银环和栓保的那段，第二天就永远地闭上了那双会说话的大眼睛。还有一个女教师，一对油光泛亮的大辫子，吸引了镇上很多人的目光。眼见领了结婚证，就要举行婚礼了，结果被剥夺了，连同青春与生命。最让镇上心酸的是大虎子，初中一年级了，不仅学习好，还懂事，体贴母亲，这年夏天的一个中午，他硬替母亲到北园大塘槌衣裳，不小心滑进了塘里。母亲悲痛欲绝，硬是五天里没有哭声没有眼泪。从第六天起，没有哭声却有了眼泪，谁知眼泪一流流不止，一个劲地流，活生生地将母亲的双目流瞎。从此，再也没人敢在北园大塘洗衣裳洗澡了。　　围绕镇北的河，叫长河，清澈而轻轻流淌的长河总是丰满的，很滋润很光滑很富有弹性，特别是春夏时节，被风一抚那个清纯，被花被草一衬那个宁静，加之河边浓荫匝地的柳林景象，使得毗邻的石佛高中的学生们越发显得满怀期待，充满生机。　　在镇子的东北有一个方方正正的水塘，叫龙池。这里原本仅是一条窄沟，是妙塘向东流进姚家大塘后再向北流的水路。窄沟的旁边是一大块洼田。1945年夏季的一个中午，突然狂风大作，雷电交加，大雨倾盆，当时，给石佛镇人天将塌地将陷的感觉。就在人们惊魂未定时，云走虹现。不知是谁，首先发现了大块并未盛水的洼田里竟然到处是多种多样跳动着的鱼。石佛镇上的人们奔走相告，赶会一般蜂拥而至，人们小心翼翼地走近观看。并无一人上前捉拿那鱼。顿时，洼田被蒙上了神奇的色彩。洼田是刘姓地主的，后来，他干脆顺应了镇上人心愿，将洼田又下挖了三尺，与窄沟混在一起，形成了水面，打那时起，龙池的叫法不径而走。我父亲当年跑到现场亲眼目睹了暴风骤雨后洼田的情景，所以他压低声音用神秘的语气跟我说，那是老天下鱼。我自作主张，声称当年那是场龙卷风，挟裹了它处的鱼落在了洼田。他不置可否，他依然感到神奇而不可思议。　　龙池上游是姚家大塘，姚家大塘的水主要来自甘露庙前的妙塘往东分流的水。姚家大塘简直就是石佛镇上男孩子们的天堂。因为姚家大塘底平土硬，不深，不复杂，没有多少危险，于是，每年夏天，面对孩子们经常偷出家门前往姚家大塘戏耍，大人们也是睁只眼闭只眼。我敢说，石佛镇上会凫水的，大半都是在姚家大塘里学会的。令我们，至少令我，一个劲地往姚家大塘跑，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扎猛子、踩水、打水仗等尽情快乐的同时，我们还可以吃到酸甜可口的桑葚，那棵硕大桑树长在姚家大塘西岸石佛粮管所后院紧靠围墙边上，那一串串黑紫色的果穗在无声地召唤着我们，我们从水里蹿上岸，踩着同伴的肩膀，轻松攀爬上围墙，骑在上面，从容不迫地先大后小，先黑后红地摘着吃着，吃着摘着。围墙下的同伴早已等的不耐烦了，由小声到大声地抗议着，我哪里管得了这些呢，直吃得满嘴黑紫，双腮挂红才肯罢休。　　水最柔软。我的老家石佛镇，确实因了水而殷实，而宽容，而灵动，而滋润，而含蓄，而奔放，而深沉……　　可能处于自古官道上的缘故，石佛镇上的人总爱聚在一起聊天，我老家土语叫“叙话”.有十几人的，有七、八人的，三五成群的也有，有相对的固定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有这一团那一伙的，多以关系亲疏而论。这样，成员较为复杂，做小生意的市民占多，也有公职人员，还有知识分子。那时的文化生活极其缺乏或单调乏味，所以，叙话，成了那个时代打发孤独与寂寞的唯一方式。叙的内容宽泛，涉及广阔，古今中外，天文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工作生活等等，当然，更多的还是交流着发生在石佛的传奇故事，世间百态之类的，尤其关于男人女人以及男人女人之间的话题，格外拥有听众，连哈欠不断的人顿时都能振作起来，竖起耳朵听。　　叙话的场所条件不限，但也有相对的地方。象石佛镇南头这一块，就主要集中在我祖父那个交易所和妙塘与望塘之间的国道上那座拱桥两处。　　叙话的时间长短没有明确要求，叙话的时间基本都从晚饭后开始，放下饭碗，就不约而同地仨仨俩俩地到叙话的地方。一般都在晚上十点钟可以结束，其实也并没有人宣布结束。如有重大话题，或遇本该争议话题，时间要晚，常常夜深人静。　　交易所是石佛公社办的，我祖父是公社机关职工，被安排具体负责牲畜、竹、木的交易事宜。工作的时间主要集中在逢集市的上午。其余时间很自由。多亏大家来叙话，不然空荡荡的几间屋和一个大院落在漫长的黑夜会更加孤寥。　　参与这块叙话的，固定的有卫生院崔医师，有学校傅老师，有兽医站老郑，有供销社老罗，有搬运站工人陈七、许运、张华景，有镇公所张敬斋，还有市民张云，李胜先。　　每晚屋里都坐得满满的，椅子、板凳，独凳子一个空位不剩，自由摆放，随意坐位，我几乎不停地小心穿梭于大人们中间，拎着热水瓶，为每位长辈添茶水。　　谁有新闻谁讲，谁有话题谁讲，没人拦你。不过，一般情况下，崔医师讲的更多一些，一方面，他医术医德都好，方圆多少里闻名，大家都敬重他，另一方面，他出身于书香门第，知识面宽，好象是没有被谁提出的问题难住过。他总是随身带根小巧精细的牙签，从进门时就放在嘴里剔着，到走出门时还放在嘴里剔着。所以，我常常并没有听出他讲话的味道，倒是痴迷，至少是好奇他那根进进出出，出出进进的牙签。当然收获还是多多的。镇南三里路裴圩子地主家大少爷裴光是地下党，1928年就是山东省委书记，1930年被捕，视死如归，英勇就义的故事，清河边沙包阻击战，解放军与国民党48师血战三天三夜的故事，《破晓记》作者李晓明被小炮队包围在史河滩以一挡十的故事，都是听崔医生那个时候讲的。当时，他的神情很严肃，充满崇敬，语气时而低沉，时而高亢，时而神秘，时而哀怨，叙话叙的荡气回肠。　　傅老师很少插话，好像他是专门来听叙话的，不过有一次在叙《三国演义》时，他很激动，固执已见，反复陈述诸葛亮不该怀疑魏延和不该不任用魏延的理由。那晚的气氛有些怪怪的，后来，大家都像往常一样散场回家了，只剩下傅老师一个人还坐在小凳子上发愣，久久不知离去。　　老罗是收购员，与交易所一路之隔，他那里有许多被当作废品收来的旧书籍，在我小学及初中阶段，从老罗那里找来了诸如《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旗谱》之类的长篇小说，直读得天昏地暗，老罗轻轻拍着我的头，说：“吃饭别吃快了，省得噎着；看书别看快了，省得晕着。”在每晚的叙话时，老罗一直以恭谦的态度，对每一个讲话者都抱着极大的兴趣，在倾听中不住地点头。我后来听我祖父说，老罗家庭成份是小土地出租。当时，我并没有听懂这话里其中的意思。　　老郑给大家带来的信息还是挺新鲜的，多半是下乡服务时听到的趣事：松山大队犁地犁出一颗手榴弹；莲花大队糊里糊涂跑来一只羚羊；漂桥大队出现骂公社书记的“反动标语”;龙潭大队有块地突然塌陷；胜湖大队在大胜湖里捕到一条10多斤重的白鳝；余庆大队逮住一个破坏军婚的下乡知青；中闸大队一个儿子刚打了母亲，真的就被雷劈死了……老郑的信息不是很多，每晚最多一条，可总是会引起大家的注意，总会有几个问题跟上，于是，一时间，会出现叙话的小高潮。　　陈七专心致志听，有时对某些情节的反应似乎夸张，比如遇到在可惋惜可不惋惜之间的事情，别人根本不在意，他却“唉-呀！”一声，把旁人惊了一下。　　许运有点结巴，说话不能迟钝，一迟钝就紧张，一紧张就特别结巴，胀得满脸彤红。所以，许运叙话叙的最少，比傅老师还少。　　张华景每晚从坐下开始，两条腿就开始无休止地颠，一刻也不消停。因为两个弟媳都厉害无比，牢牢控制着两个弟弟，张华景的话题始终都是围绕如何解救两个弟弟于水深火热之中去提问寻求良方。结果当然无果。有一次，他陡然恨恨地冒了一句，“惹了老子，给你下老鼠药！”屋子里顿时哑雀无声，大家都把眼瞪大了，齐唰唰地瞧着他。这下子，张华景慌了，连忙说，“说胡话，打嘴打嘴！”　　张敬斋在镇公所的工作，相当于文书，老初中的底子，长期义务给一些文化浅的家庭写信读信。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末的十年里，我二爹、三爹在部队当兵和在外地工作期间寄给我祖母的家信，我祖母都坚持请张敬斋读。也许是因为文化的作用，张敬斋常有显摆，动辄就引用广播上怎么讲的，报纸上怎样写的，领导怎样说的。因为公社允许我祖父所在的交易所订报纸，我祖父就订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河南日报》三份报纸。每当有人质疑张敬斋说法和观点时，张敬斋猫一般蹿到叠放报纸的地方，十分娴熟而又准确地找到能充分证明他正确的文章段落。并且坚决地就势大声读起报纸上的大段文字，所以，后来每当张敬斋发表意见时，大家都比较小心，有意回避，以免招来麻烦。他似乎颇有些得意。连少年的我都能看得出来。　　张云手里始终攥着一把小茶壶，里面全是茶叶，卤厚味酽，他就边叙话边品茶。其实，他的话题并没啥新意，更没啥思想，仅仅像是记流水账似的。他家门前是客运停车点，不是谁定的，也不知从啥时起从谁始，约定俗成的，连公社书记都在他家门前上车。县客运公司的司机们也只在张云家门前停靠。张云就像向大家打小报告似的将石佛镇上每天坐上客车的张三李四王五陈六一一客观陈述。这本无奇处，可真有一天，张云的小报告无意间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学校的一位学生逃学，没跟家长讲，更没跟老师讲，偷着坐上车去了县城亲戚家。家长情急之下，闹到了学校，高低要人，学校正苦于无着落，张云无意照旧报告，傅老师忽然恍然大悟，连忙冲出屋外……学校的一场危机得以及时化解，家长悬着的心也得以落实。　　李胜先是最先到我祖父交易所叙话者，多年如一日，风雨无阻，后来，渐渐，人多起来，他才从主角退为配角。他眼睛本来很大，可是每晚叙话时，总是把眼睛眯缝成一条线，这时，他是不言语的。他若讲话，眼睛就恢复到大的状态。李胜先的话题永远都是矛盾与纠纷。石佛镇上谁与谁打起来了，谁家与谁家吵起来了，谁家父子闹翻了，谁家婆媳撕扯了，谁家妯娌相互攻击了，李胜先不仅知道，而且会梳理。我最爱听的，也是他讲到最后总爱讲的一句粗话“妈耶，全是吃舒坦了！”　　我祖父自然乐在其中。那时还不兴退休，所以，他晚年的生活较之他人实在是丰富了许多许多，他原本就是个特别善良的人宽厚的人，也是个特别注重仗义结交的人，刚开始不经意的叙话，一旦不经意的形成了较为固定的人员，较为固定的场所以及较为固定的时间，就真的很有意思了。直到1976年初冬时节，我满目慈善面容祥和的祖父辞世，交易所这个叙话的场所才戛然而止，我也才从祖父的身边回到家里。　　可是，在我祖父身边六年的时间里，别的都放在一边不说。大家的叙话是真真切切地深刻地影响着我，最直接地影响了我的写作。我祖父曾读完了清真寺学屋的课程，他读过很多书，像四大名着，还有武侠类、怪异类的小说。我读的中国古代小说，基本上是伴随祖父那些日子随手拿起他随手放下的线装书籍，竖行，繁体字。有一天夜晚，我祖父在叙话的人一一散去后，问正在打扫收拾屋子的我对叙话的看法，我想都没想，顺口而出，“有意思”.我祖父点点头，“都不容易。在一起叙叙话，心里好受些。有意思么，就别怕招麻烦。蒲松龄跟人聊天，还聊出个《聊斋》来。”　　我相信我祖父讲到聊斋时，绝对无任何暗示，绝对是不经意的，当时的时代背景就没有写作的环境，我祖父本身也根本没有能够暗示的水平，他是我老家石佛镇上一个普通的人平凡的人，充其量是有人缘的人，但是正是他的这种不经意，或许真的像粒种子，播撒在了他二孙子的心田里，并且顽强地发芽、生长，这一定是我祖父当初始料不及的。　　所以，在我祖父去世五年后，当我第一篇小说发表以及日后几本集子出版发行，每一次，我都在我祖父的坟前长长地絮语，在满脸泪水中，我依稀又见我祖父那慈善祥和的面容……　　叙话，对我的浸润，一如涓涓细流。　　离开老家二十四年了，石佛镇的影子非但挥之不去，反倒越发鲜亮，很多往事虽如烟却清晰如昨，并未随风飘逝。　　我曾不止一次在电话里向远在广东的大哥讲到石佛，他顿感兴趣，问上一些他所关心的人或事或物，毕竟我比他距离老家近些，若想回石佛，我方便的多，虽然我一直倍受现代城市工作与生活之逼仄，但每次回去，还是总能触摸到那温软的少年记忆。大哥在听到一些老寿星的离去，数栋老房子的消失，哪棵古树被卖进城市，他都显得十分焦虑和不安，最后，要么长叹之后是沉默，要么赶紧用另一个具体的话题岔开思绪。　　每年正月里，总有石佛老家来些给我祖母我父母拜年的老亲旧眷，我自然的本能的热情张罗，专心陪谈，可是我的弟弟们难以坐定。为此，我很严肃地批评过他们。并反复强调，我们是从石佛出来的，什么时候都不能慢待老家的人。　　我问我在北京打拼的孩子老家在哪儿，他说在石佛，我很高兴，但很快，我的高兴就打了折扣，他跟他妈说“其实，对老家一概不知。”渐渐地，我平静了，也想通了，孩子毕竟没有在石佛镇真正生活过，能在孩子的心目中有个老家的概念，也算不错了。　　我与弟弟不同，更与孩子不同，我儿童少年最欢乐最自由的时光，都布满在石佛镇大街小巷单位庭院的每个角落，都悬挂在石佛镇那些高大树木的每个枝丫，都流动在围绕石佛镇长流不息的小河池塘洁净的水面上。我的初恋，我的处女作，我的第一份月薪，我的第一笔稿费，都已早早地印在了心路历程抑或情感历程的石佛篇章上。　　家人都离开了石佛，亲人倒有一些留在了石佛，有的是离开老家之后又回归石佛的。我二爹，我四爹，我祖母，我母亲这几年先后辞世，让我及我的家人悲痛万分的同时，都清醒地遵循了他们的情感印迹，用穆斯林葬礼把他们安葬于石佛老家的土地，在他们闲庭信步，听鸟语如花中，永远不会陌生，不会寂寞……　　老家是什么呢？老家当然是根了。只有将老家揣在心窝里了，根，才能真正得土给养，得水滋润，老家才能鲜活起来。　　我是一定要将石佛揣在心窝里的，无论我将如何游走四方。